“新中国人权70年：道路、实践与理论”研讨会进入第二专题。第二专题以“新中国人权70 年：成就展示与多维观察”为主题。西南政法大学人权研究院执行院长张永和教授作为本专题主持人。本专题共有10位发言人从不同维度进行了讨论。

国务院扶贫办政策法规司副司长李富君作“大规模减贫与人权进步”发言。李富君首先强调生存权和消除贫困的重要性以及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在这一角度，人权事业的发展具有以下六个层面：坚持目标标准、坚持精准方略、坚持开发式扶贫基本方针、坚持攻克重点任务、坚持解决突出问题、坚持建立制度体系。中国的脱贫攻坚不仅要解决国内任务目标，也将继续为世界人权事业做出贡献。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宣传司副司长米锋作“为全球卫生贡献中国力量”发言。米锋主要从中国特色医疗卫生制度成为发展中国家的典范、中国医学发展造福世界人民健康、中国积极参与全球卫生治理等三个方面，详细介绍了中国向全球卫生事业贡献的中国力量。

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副巡视员、高级法官李晓作“中国人权司法保障的实践与发展”发言。李晓首先向大家介绍了参加扫黑除恶工作中的一些体会，呼吁人权相关的工作者和研究者加强对该领域人权问题的关注；随后介绍了中国人权司法保障事业的实质性进步在司法系统的改革开放初期、深化改革时期和全面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时期等阶段的代表性事件。

联合国经社文权利委员会委员、外交部前大使陈士球作“中国社会主义人权外交的辉煌事业”的发言。陈士球表示，中国在推进全球人权治理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积极作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通过了中国发起的或中国加入重要主张的数个决议，高举“发展促进人权”“健康促进人权”“对话促进人权”“和平促进人权”“合作促进人权”的旗帜，用中国主张、中国方案、中国智慧、中国作用和中国贡献为国际人权治理不断注入新动力。

上海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凯原法学院学术委员会主席郑成良教授作“应然权利的应然性逻辑起点”发言。郑成良认为，中国人权理念的发展有新中国成立前30年的革命人权观阶段、改革开放前10年的理论调整徘徊期、1991年后现代人权观形成期这三个阶段。而现代人权观中，有很多理论解释人权的应然性问题，其中天赋人权理论更为合理，这是与生俱来、而非宗教含义上的“天赋”。

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副院长、人权研究中心王庆丰教授作“关于人权的四个观念”发言。王庆丰从多个哲学命题考察了人权，包括康德、爱默生、罗尔斯等人的思想，指出人是价值主体而非工具，人权问题的实质就是把人当成目的而非贬低为工具或手段，尊严就是权利和义务的统一体，是私人生活领域自由的目标和公共生活领域的正义目标的统一。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副校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副院长林维教授作了“当代中国刑法中的人权保护”发言。林维介绍了“保护”的六个方面：一，刑法保护法益的范围日益扩大，权利保障功能更加完善；二，废除类推制度，确立罪刑法定原则；三，努力限制和减少死刑，对死刑的适用越发慎重；四，刑罚结构更加宽缓，刑法人道化进一步得到加强；五，刑法分则体现反对酷刑、保障人权之法治理念；六，对社会特殊群体的人权保护。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平学教席、南京大学和平学研究所所长刘成教授作“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和平学思考”发言。刘成通过对人类社会关系模型的介绍，指出尽管全球化中存在危机，但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大机遇，文明本质上确存在不同，但这是时间的滞后，而不是文明的差异。刘成强调非暴力的理念和共同性，和平之路包括了理解、容忍、接受、珍视和参与的多层次递进，而人权是和平学研究的重要一环，必须予以重视。

吉林大学经济学院、人权研究中心王达教授作“数说人权”发言，从经济学角度分析了中国的人权事业。王达以详尽的数据和图表，介绍了中国的生存权和发展权状况、扶贫减排情况、基尼系数、不同国家贫困率变化和性别歧视情况对比，以及中国民众对人权的不同问题的认识。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法研究所研究员、国际人权法研究室主任孙世彦教授表示目前中国人权研究程度和规模有了高度发展，并从联合国人权特别程序中无中国籍任务承担人的问题切入，分析迄今没有中国人担任联合国人权特别程序的任务承担人，主要原因不在于中国籍，而更多地是因为中国籍申请者自身的条件不足，要重视这方面的人才培养。

                               新中国人权70年：道路、实践与理论研讨会

                                            2019年5月9日